马公愚（公元1893—1969年）本名范，初字公禺、后改字公愚，晚号冷翁，以字行。因其斋名“畊石簃”，故又署畊石簃主，浙江永嘉（今温州）人。马公愚出生于一个书画世家。据地方志记载，永嘉马氏自清季以诗文、金石、书画传家，凡200余年。曾祖马昱中在乡试中获第一名，被称为解元。祖父与父亲均工诗文书画。公愚幼承家学，稍长即师承瑞安孙诒让，究心周鼎秦权、石刻奇字。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马公愚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就学期间，因与鲁迅、许寿裳等一起参与了反对封建顽固的监督夏振武的“木瓜之役”而名声大振。因学业优秀，书法隽美，老师张宗祥认识了马公愚这个学生。马公愚是幸运的，启蒙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拜中国当时的大儒孙诒让为师，青年时又得到旧学功底深厚且具有新时代眼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的指导。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的四年间，得到了张宗祥的系统培养，从张宗祥游，学习书法与篆刻，此间还加入了西泠印社。最主要的是，他在此时形成了自己的“三观”——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各时代“三观”的内涵有所不同，但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的经历影响了马公愚的一生。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马公愚毕业后返回温州，于次年创办永嘉启明女学。1914年与其兄马孟容共同创设东瓯美术会，会址就设在马家客堂。马氏家族素以书法绘画闻名，在客厅或书房张挂字画已感觉不新鲜。待马公愚学成归来，他创刻了许多印章，马家上下觉得新奇，于是在作为同人聚会的客厅里放了些博古架，上面陈列了许多枚寿山石或青田石印章。1919年7月，马公愚还与好友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永嘉新学会，提出“改革旧思想，创立新思想”的主张，次年编辑出版了《新学报》。数年后当他写信向张宗祥诉说温州地方太小，想换个环境做事时，一个人的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1923年春，朱自清由他的北大同学周予同介绍，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任教，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温州。当时的温州除了省立十中，还有一所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因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同，所以一些教师都兼教两校。朱自清也不例外，他一边在十中教国文，一边又在十师兼教科学概论。考虑到要在两个学校间走动，朱自清选择租住在离两校都较近的大土门。事有不巧，大土门后来失火，烧毁了朱自清不少文稿，他只得迁往朔门四营堂巷34号。
20世纪20年代初的温州虽然也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中学里的学生仍然半文半白地写些《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的命题作文。朱自清到十中后，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让学生的思想和文笔得到解放。开始时，同在十中任教的马公愚和他的学生们对这位个子矮小、表情刻板的新教师并没有多少好感。日子稍长，发现他教学认真，谆谆善诱，才情兼茂，严厉刻板的后面隐藏着对生活、对人生、对一切的深沉的爱，大家便开始尊敬他。此间马公愚和朱自清有了交往。暑假时，朱自清回江苏探望老父，随后与俞平伯泛舟秦淮河。那篇被称为白话美文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就是在温州写定的。
这年秋，省立十中和省立十师合并，仍称十中，附设师范部。朱自清为合并后的十中撰写校歌歌词：“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锺灵毓秀，桃李惠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十中虽属省立，但经费短缺，教师一学期如领齐三个月工资已属不易。朱自清要养活全家五口，又要赡养父母，这自然让他有些窘迫拮据。迫于生计，他决定第二年春只身去宁波的省立四中任教，把家属留在温州，以省去一笔搬家费用。1923年底，他在去宁波前夕，利用寒假的闲暇，写了四篇散文，编为一组，取名《温州的踪迹》。其中《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是描写一张国画意境的。画的作者是马公愚的哥哥马孟容，也是朱自清在十中的同事。《绿》描写瑞安仙岩梅雨潭。据马公愚1964年回忆，那次去仙岩，朱自清诗情洋溢，曾风趣而激动地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那么静，这么有活力。平时见了深潭，总未免有点心悸，偏这个潭越看越爱，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这潭水是雷响潭下来的，那样凶的雷公雷婆怎么会生出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儿？又说，历来山水游记，写瀑布的多，因为它是动着的，变化着的，写起来容易生色；潭水是静的，写起来就难得生动，故历来写潭水的就少，象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写几个小潭的，千百年来能见到几篇？永州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同仙岩不好比。这次回去，是非写不可了。”文章发表后一直作为范文收入教科书，同他后来的《荷塘月色》、《背影》一样，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作。
1924年9月，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据守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当时在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也属直系，为配合齐燮元，便命其师长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9月中旬，彭德铨攻下平阳后进军温州，温州居民纷纷逃往山区避难。这时，朱自清只身在宁波教书，老母、夫人和三个子女均在温州。她们举目无亲，兼之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只得发急电要朱自清火速赶来温州。马公愚知道她们的处境后，便请她们随自己家人一起到永嘉枫林去暂时躲避。后来时局稍平，她们要先回温州，马公愚特地托两个族人护送，并给了她们一笔钱以备急用。9月27日朱自清费了许多周折才乘船回到温州，其时时局已经太平。家人平安令朱自清放下心来，可宁波的省立四中却因战争暂时停课，他又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来函请他去执教，这才使他有了下一个落脚谋生的地方。10月3日，他扶老携幼离开了温州。临行前，他很感激马公愚患难相助的侠义之举，特地给仍在楠溪的马公愚留下一信，曰：“先生于荒乱之际，肯兼顾舍间老少，为之擘画不遗余力，真为今日不可多得之友生！大德不敢言谢，谨当永志弗谖耳！”
朱自清虽然此后没有再到温州，却对温州一往情深，正如后来他给马公愚信中曾说“温州之山清水秀，人物隽永，均为弟所心系”1925年10月，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不久，写了一首《我的南方》小诗：“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小诗抒写了他对南方、对温州的留恋，以及回顾了那几年动荡流离时的复杂感情。
也许是受了朱自清的影响，也许是长兄马孟容的早逝令马公愚伤感，他曾经萌动的心思重新激活，又想到大地方去做事了。经朋友介绍，马公愚于1924年赴上海，先后任上海中学教员，存德中学、勤业中学董事长，上海美专教授、大夏大学文书主任兼中国文学系国文教授。1929年，他与郑曼青创办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并任书法教授。同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举办，他被聘为委员，后又应聘为西湖博览会美术馆委员。1933年，其作品参加柏林中德美术展览，后又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及英国、意大利等地画展。1941年，与马漪等在上海大新画厅举办“永嘉五马画展”。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上海美术会理事、中国画会理事，中华艺术教育社常务理事及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设计委员等职。
马公愚居住上海后，曾入职邮政系统。据其后人回忆，马公愚长期居住于劳尔东路（今襄阳北路）的颐德坊37号，是上海邮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宿舍。居住空间还可以，虽然是单开间但有三层楼，外加一个大阁楼。马公愚家还安装了电话，这在当时的上海也算时髦的。底楼是客厅、吃饭间和厨房加卫生间。二楼是马公愚的书房。书架是他自己设计的，顶上整整齐齐地叠着宣纸，还有用报纸包起来的书，上面标着书名或内容，几乎堆到天花板。南窗下马公愚将两张大书桌合并成一个大的画案，铺上紫红色毛毡，写字画画时光线十分明亮。
由于主人好客，颐德坊37号长年门庭若市，长方形的木头门槛没多久就被踩得没了棱角。来马公愚家的客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来得最多的是朵云轩、王星记等书画社的伙计。他们每隔几天就跑来一次，送来要他挥写画画的订单，取走写好画好的字画。因为住得近，老画家贺天健来得很勤。不论天冷天热，贺天健经常带着他的小脚夫人，吃过晚饭后散步到马公愚家聊天。有时马公愚外出，他们也能跟马太太聊上半天。后来被称为补白大王的郑逸梅也经常来串门。当他了解到马公愚原先的字是公禺，后觉得冷辟才在禺字下加了个心，郑逸梅笑曰马公真是个有心人哪。马公愚在自己的家里还开办了书法班。他教书法不收学费不收财礼，没有规定的上下课时间，更不用点名。每逢星期日上午，马家的后门敞开，学书法的人进出自由。学生初次上门时，先把写的字给马公愚看，作当面批改，回去练了下次再来。只要是有希望的苗子，马公愚都认真教授，他奉行的是有教无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法租界。在逃难还是留守的彷徨中，马公愚滞留于沦陷了的上海。为表明不与日伪合作的态度，他辞去了邮政储金汇业局公职并蓄须明志，在家做了个职业书画家。没有了固定月薪，马公愚更加努力地写字画画。他常说自己和拉洋车的一样，是凭劳动吃饭。
除了写字画画，马公愚还笔耕不辍，先后编著了《书法史》、《书法讲话》、《应用图案》、《公愚印谱》、《畊石簃墨痕》、《畊石簃杂著》等。常年的思考让他患上了失眠症。马公愚也不去医院配药，他自有良方。每晚结束工作，他躺下时须在枕头两侧各放一只闹钟。听着闹钟咔嚓咔嚓的机械声，马公愚才会慢慢入睡。好友戏称他为“两钟居士”，并调侃云“两钟老居士，五柳旧生涯”。
马公愚素有“艺苑全才”之誉。其书法，篆、隶、真、草，无一不精。他于髫龄从父学书，十五六岁便以能书闻名。他的篆书得神于《秦诏版》、《石鼓文》，下笔古朴厚重，典丽儒雅。隶书研习《石门》、《华山》、《曹全》等汉代诸碑，其书结字疏朗，波挑舒展，柔中寓刚。真书取法钟太傅，所作笔力浑厚，结体宽博。行草学王右军，观之俊逸神超，妍美流便。马公愚的临池功力之深，世人推为神手。马公愚一生所书碑碣甚多。他喜用硬毫和马毫笔，得其刚柔相济，拙而不滞，且洒脱奇肆。其晚年书风趋于老辣凝练，严谨之外复归平淡。
1948年平襟亚（评弹词作家）编《书法大成》，请马公愚作正楷基本运笔法示范，并刊出所临苏慈墓志、九成宫、钟王小楷、石鼓文及石门、张迁、礼器、史晨、曹全诸碑，均获得社会各界好评。朱自清为其所作《石鼓文》题诗：
文采风流照四筵，每思玄度意悠然。
亦应有恨天难补，却与名山结善缘。
现为西泠印社副社长的韩天衡曾师从马公愚学习书法。他评论道：“书法往往精于一体即足可名世，而马公愚先生的最大优势则在于真草隶篆四体俱佳，是20世纪里为数不多的四体书大家。他的正书取法钟繇，草书则宗大王，隶书宗法石门颂、乙瑛碑，篆书则得力于石鼓文、秦诏版。四体兼擅而又一统于醇和古丽，这就尤显得可贵。马先生还是少见的善榜书的大家，故而在20世纪60年代前，上海的一些繁华路段都有他书写的店招，可惜如今已成昔日黄花，不得一见了。”
马公愚绘画擅长山水、花卉、鸟鱼等，篆刻取法秦汉，探本求源，无丝毫近人习气，但其绘画和篆刻均为书名所掩。
新中国成立后，马公愚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还兼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参与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活动等。晚年他拟取平生所书碑版，缩印为耕石簃墨痕，值文革动乱，终未成事。
1969年2月21日，马公愚病逝于上海，终年75岁，归葬温州。
